一份名为“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倒塌楼盘最新资料曝光”的材料将开发商上海梅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都房地产)的所有股东及其身份全部曝光。在这份材料中，闵行区梅陇镇的镇长助理、征地事务所所长、梅陇资产公司总经理等头衔出现在主要股东名单中。“莲花河畔景苑”项目土地梅陇镇26号地块编号闵字(2003)197号，土地出让日期为2003年10月10日，项目容积率1.8，中标价格4600万元。以这一成交价格计算，土地楼板价格不到604元/平方米。而这个销售累计合同均价为每平方米14297元的楼盘，出让方式为邀请中标。这可以称之为形公实私的一种方式：官为民企实质股东，甚至是国家机构为民企实质股东。

形公实私的第二种方式是国产私营：近日，工商银行宣布调整了其23项个人业务的收费标准，调整范围主要涉及个人客户的异地存取款、汇款、存款和贷款证明、资信证明、外汇汇款、外币现钞托收等业务。 工商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仗着国企的牌子比私人银行幸运多了。中移动对待消费者与工商银行同样作为，电力、石油、铁路、通讯等行业被垄断经营，亏损国家补，盈利上交10%。全世界最令人眼红的就是这种产权形式了。

第三种形公实私的产权形式，公产私用：公立学校、公立医院虽然不是企业，但是凭借优质资源的控制生财有道，甚至巧取豪夺，赚的碰满钵满。比如一些应试教育的名校越来越奢华，而民办学校处境艰难。公共煤炭、土地、电力、电讯、铁路等资源被私用。富人住房越来越富丽堂皇，穷人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外加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贫富差距可能很大程度是这样越拉越大的。

第四种形公实私的产权形式是以公权名义掌控资源配置权，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层层把关，雁过拔毛。比如科研教育经费的审批制，审批很苛刻，真正到底层的研究经费不多，但是剩下经费都干什么了，不知道，层层官员的手中以课题名义的经费有多少不知道，一笔糊涂账。

左思右想，觉得贪污腐败之所以猖獗，根源不是官员的道德水准太低，而是在中国转轨阶段，已经具有了一种有利于贪腐生长的形公实私的产权制度，而这种形公实私的产权制度对国人每个人都有极大的诱惑（包括本人），因为只要掌握公权利，就有太多的私人利益可以获得，谁不会心动，拼命去争取掌握，掌握不了靠近也行，所以普通百姓一方面恨贪腐，一方面羡慕贪腐的机会，拉关系，走后门越来越普遍，报考公务员，国企踊跃。成为中国人的复杂心态。

为了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直面形公实私产权的现实，想办法深化改革。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否则，学习讨论次数再多也可能解决不了实质问题。

以政府为主体拉动投资的官方版四万亿遇到资金瓶颈似乎不奇怪：既然政府把大多数投资给了国企，依靠国有企业垄断了许多竞争领域，那么民企只能以沉默进行软抵抗-不跟进。即便像跟进也得政府看得起啊！被人看不起是很伤尊严的事情。现在想起来要促进民间投资，但愿不只是利用一下。是真正的尊重。

真正的尊重需要新的思路，需要政府认错。目前的深层次问题还不在于政府自己的越俎代庖，深层次问题在于将国有制看成是公有制的最高等级，歧视民营经济的思维惯性。从经济制度的视角看，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是政府把国有当成自己人，民营当成外人的习惯根深蒂固。即便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也不是国有制，而是国家消亡后的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国有制至上恰恰是低级的认识水平。自由人联合体的萌芽来源于民营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民营的合作、股份、混合所有制是未来的公有制的雏形。所以民营经济作为投资主体，不妨碍政府按照公共利益要求进行调控。内需需要拉动，政府需要在公共领域进行投资，但是不需要替代市场主体在竞争领域投资，竞争领域投资只要政府给与优惠政策和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看，相对于官方版的四万亿，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山寨版的N万亿。民间资金何止N万亿，N十万亿，N百万亿。实体经济不让进，只能炒房炒楼，好好的潜在创业资金就这样变成破坏经济稳定的潜在因素。

即便是私营的民营，也不是只会赚钱不会想到公益。如果政策到位，用利益换取社会认可和尊重，以私权谋私的企业组织也可以以私权谋共，比尔盖茨已经做到了，为什么中国民企做不到，关键是只要是民企，做什么你都看不惯，都瞧不起，那谁还有心思干呢？

即便是政府好心，显然也是心有余力不足。何况政府部门利益私人利益存在呢？

山寨版的N万亿才是中国生生不息的创业之源。政府是否需要有一个逆向思维：从山寨版的N万亿启动，再看哪些公共领域需要政府版的四万亿.从这个角度看，山寨版的N万亿更需要重视。

依我拙见，29岁当选市长如此受人关注，是民众对当前干部选拔制度的不信任。一是对他的背景的不信任，即便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他也可以有邓小平提到的家长制圈子。二是对组织部门选拔过程的不信任，邓小平同志批评的权利高度集中式中国政治体制的第一弊端到现在没有根本改观，在干部任用上，实际还是一把手要看重，选举也是个形式。三是对个人人品的不信任，现在许多年轻干部深谙官场之道，与许多老干部的坚定信仰比，德性差了许多，知道如何作秀可以博得上级的好感，知道如何以公权谋取私利，知道如何产生政绩。四是官本位的文化确实还比较严重，民众需要官，又惧官，期盼上来个好官能真的为民众服务，没有公开的评价渠道，只能在网上所以更多些匿名的计较。

既然是这样，何不利用民众的政治热情推动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能否让民众先参与选拔、参与质疑、参与监督，参与罢免。这样民众放心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事后问题。民众的质疑不是捣乱，是帮忙，是合力，是干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试想如果民众真的能够参与进来，还会产生这么多贪官吗？什么样的制度反贪成本低，一算就算出来了。

民众对小周市长的质疑是好事，但愿当地管理部门不要嫌烦。把“坏事变好事”干脆顺水推舟，搞一些干部体制的改革的实验，在全国引领潮流。

在中国高校，长期以来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但是是不是当官的，与普通教师的话语权完全不同。只要是带长，就可以决定不带长的职称、经费、利益、名誉、升迁、荣辱，在极左时代，甚至是生命。要说民主法治的发展，恐怕很难说高校比中国农村更先进，反而是更落后，因为农村已经开始直选试验，高校依然任命故我。所有的资源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死死管住。所以高校官位是很多人向往的，因为它与权势利益有太多的联系。

官在高校比在其他领域更能获得的好处是学术声誉。有权势，可以让下属写东西，写完作为主编或第一作者签名。申报奖项的时候，肯定是带长的几率更大，因为带长的就是评委。在高校，为领导写稿是一种荣誉，要领导看重才行，很少有人会认为不正常。当然所有这一些大家已经习惯麻木了。

两位教师实名举报，把高校的习惯麻木搅乱了。在正式制度系统中当然让很多人不适应，别说校长本人不适应，上级领导不适应，连我写这篇博客时也有些战战兢兢，官管民管惯了，忽然有人想民管官，有胆大包天之嫌。但是我还是觉得，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的今天，民管官是一种趋势。中国目前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更需要民管官，按刘老根中刘大脑袋的话：那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官要逐步适应民管官，主动创造民管官的制度环境，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官的尊严，而不是拖延推诿。民也要总结管官的经验教训，有耐心。为此，我向两位教师表示敬意。

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系统是全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道德能力，创新能力的来源。如果高校不尽快改革，推进高校的民主法治进程，像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事件会此消彼长。现在该是思考高校深层次改革的时候了。

首先是他对自己的定位。他的职位是谁给的？他的职位不是靠群众选举出来的，而是上级领导任命的，领导代表谁？代表党。领导给了他官位，他自然对当充满感激。

其次是他对于自己言行的效应预期。什么样的言行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在他看来，如果他站在群众一遍，支持调查别墅问题，他得罪的是能够造别墅的人群。谁能够造别墅，当然是实力人物，实力人物得罪不得。群众无权无势，得罪又何妨？看似很政治化的问话，其实是有一番内心的利益计算的。

再次用为党说话来做自己利益的保护伞，在现在的体制中，成本最低，收益可能最大。大家记得吗？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一个规律“左得利”只要说左话，办左事，不管害了多少人，不管坑了多少人，只要坚持“左”最好是极左，最后都可以得到赏识和提拔。可以相信：他对于中国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有研究的，有思考的。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有学问的。

再再次可以用看似很原则的言行作为对付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人。什么事情，如果牵涉到被群众怀疑，被群众抓住，如何可以熄火呢？最低成本的做法就是“坚持原则”可以说捍卫党的利益，可以说维护社会稳定，可以说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甚至反帝反封建。原则已经被作为压制不同意见的最有效手段。如果你还敢闹，那么对不起，根据原则，对你实行收监。

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位领导与大多数领导一样，是一个理性的利益计算者，与大多数老百姓一样，是利益计算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上去，可能也会这样说，这样做。由此，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此位领导或其他领导以后不这么说（你不让这么说，他们也会这么想）。关键是创造让各位领导真正为百姓着想的利益计算体制了。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从目前的阶段特征看，从初步确认个人财产权上升到确立民众公共财产权非常必要，应该成为下一步改革重点，其理由是：

首先，目前民众个人财产权保护的困难还是过多的行政干预：无论是物质财产的产权如土地承包权，还是房屋所有权，还是非物质的个人产权如知识产权，自由创意权等，无论是个人产权实现需要的产权认定，还是个人产权需要的资源的条件，不是个人财产拥有者自己可以自主实现的。很大程度还受制于公共权力的拥有者的意志。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的个人财产权的认定还只是半拉子工程。原因在于掌握公共财产权的官员直接决定个人财产权的安全程度。

其次，虽然共和国宪法写着公共财产属于人民，实际上民众税收滋养的公共财产还没有回归民众：谁替代民众掌控公共财产，选择权还不完全在民众；公共财产的运作过程是什么样子，知情权还不完全在民众；遇到代理人贪污腐败，监控权还不完全在民众；如果知道决策不科学，甚至反科学，决定权还不在民众；如果民众有意见建议，表达权还不完全在民众。民众成了公共财产权利行使的真正弱势群体。一把手现象的愈演愈烈就是明证。

再次，如果民众成了公共财产权的弱势群体，民众对行使公共财产权利的代理人会失去起码的信任。社会就存在用极端方式、破坏型方式表达的巨大可能，社会的群体事件就不断发生。一方面，民众对大量的贪污腐败麻木了，习惯了，也学着去做，另一方面积怨在加深，稍微一些事件，就触发情绪爆发的火星。干群关系紧张。

再其次，既然已经承认了民众个人财产权，也就是提高了民众对公共财产权的要求、期盼，就需要及早进行公共财产权利体制的改革，让民众从日常的生活生产过程中体会当主人的愉悦，快乐，满意和幸福，不要让民众总是感到压抑，郁闷和不顺。个人财产权的回归与公共财产权的回归应该同步。甚至应该快步。滞后改革只会引起社会的问题的积累和社会的失衡。民众公共财产权的回归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这是必须的！

在这种环境中，一把手现象愈演愈烈，一把手集人事，财务，物资，信贷甚至机会于一身。在一把手周围，聚集着觊觎一把手手中权利的各路诸侯，必然拉帮结派，你争我夺，甚至你死我活。当一把手把手中权利进行配置时，权钱交易，权位交易，权色交易，权名交易就成了正常机制。腐败案是这种交易突破了社会的法律底线，但是有多少交易虽然没有突破法律底线，却突破了道德底线，甚至突破人间常理？

政经不分，政企不分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现在也正在侵蚀中国的教育，科研和社会组织领域。比如，教育，科研领域的科研经费高度集中在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手中，真正到普通教师普通科研人员手中非常繁琐，非常困难，申请成本极高，申请几率很小。那么集中在行政部门的没有投入科研的钱都干什么了，没人知道。严重影响积极性，创造性。教育部门，科研部门带长字的官员越来越多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分开越来越困难，教育行政部门什么时候想过转变自己的职能呢？知识越来越强化。

长时间存在的政企不分，政经不分本身是社会积怨积累的重要根源，因为在一切以向上负责为宗旨，权利获得的条件以必须服从上级尤其是服从一把手的体制中，各级官员对普通百姓的权利和利益的思考带有消极性。一是先顾上面要紧，关乎自己的位子。二是尽可能少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百姓对他没有约束的能力。我们看时下很多农民、出租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等的群体事件，煤矿爆炸，环境污染等都与政府官员只要政绩，不顾民众疾苦有直接关系。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信息化，知识化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人力资本正在得到日新月异的提升，他们具有了自治的专业化水准，政治也越来越变成人民可以自主参与的平常事，如果政治仍然大量介入不必要的资源配置，不必要的权利掌控，腐败越演越烈，派再多的钦差也无济于事，干群之间的矛盾也越积越多。中国的改革是需要重新启动政企分开，政经分开的时候了。

联想无疑是中国创新能力发展的镜子。在没有能力产生自主知识产权的阶段，组装销售是最快获利的途径。联想是渠道取胜的典型，中国企业大多走着这条路。但是中国企业甚至中国政府是否同时缺少一些对自己的自信和坚持。核心技术的创造从来都不是万事俱备才可以借东风的，从来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倪光南的搞自主开发的愿望没有实现的条件，那么90年代呢？二十一世纪00年代呢？

更深入地分析一下，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欠缺的原因难道只是缺钱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关键缺的是一种制度环境，是一种文化氛围，是一种政策导向。也许是不创新只是靠垄断就能生存的逆淘汰机制让大家觉得创新是吃力不讨好。也许是模仿能够快速获利的投机惯性趋势中国企业的行为，甚至中国消费者和中国学者及官员的行为。

我一直认为科技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中国科技创新的源头是制度创新。特别是隐性制度的创新。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企业如联想要想成就下一步的辉煌，可能不是靠柳传志个人，还是要靠新一代的创新专家，新的倪光南们和新的柳传志的合作而不是分道扬镳。中国人缺少合作的传统，要么‘集权’，要么‘军阀混战’，什么时候能够持久合作，可能中国创新能力的出现就不远了。

从这个角度看，探索让新的倪光南们和新的柳传志们的合作文化，合作制度，合作机制是中国企业创新蓬勃兴起的前提条件。

不知对不对，只是个想法。可以讨论。

当初做这些亭子肯定花费不少钱，不管是从财政出，还是从企业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用这些钱的时候，急着解决奥运会的服务之需。现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服我们自己，奥运志愿亭的被废弃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以原谅。但是我在想：如果用的是自己的钱，是自己家的钱，会这么随便废弃吗？恐怕不会吧！更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世人瞩目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过去集权体制存在的公共财产的非科学使用问题我们完全解决了吗？以小见大，从奥运志愿服务亭看似乎没有解决。如果我们从奥运志愿服务亭再衍生到其他公共财产使用中的浪费，腐败，挪用，截留等问题的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目前依然缺的是否是能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当成自己的钱一样心疼和一样细心的公共财产管理体制。

奥运志愿亭的废弃有国家机构组织中的问题，当初设计时候的短视没有考虑到亭子的赛后利用。听说还有不少为奥运建设的项目被拆掉，几亿，十几亿打水漂。我们是否需要有具体的责任机构来承担至少是减少这样的短视决策行为。本着对老百姓的血汗钱的珍惜节约用钱。

奥运志愿者亭的废弃也有公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责任，中国人是一个好面子的民族，当奥运提升国威的时候，我们振奋，但是我们每个人是否为节约办奥运为国家出谋划策？没有。我们似乎习惯了国家的钱是国家的事，与我们无关。但是国家的钱也是我们老百姓的钱，我们应该为国家节约用钱尽责。写这篇博客算是我尽的微薄之责吧。

奥运志愿亭的废弃也有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警示。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目标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众权利的和谐。做到真正和谐的关键一是个人产权的明晰，这一点已经有了显著进步。二是公共财产权的全民监督。这一点在过去三十年改革中有涉及，但是进步还不够明显。下一步是否需要在公共财产权的公民参与和全民监督上下功夫。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共财产权上对全民透明，公开，监督。那个人财产权的保护也会更有效，干群之间的关系会融洽得多，社会矛盾会减少很多，社会稳定会容易得多。所以以小见大，我们需要思考多一些。

奥运志愿者亭的命运也提示我们反思中国的文化，在科技创新的今天，中国的伦理文化需要求真文化的根基补充，需要务实文化的洗礼，求虚求面子，求政绩，求表面的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曾经造成极大地伤害。今天中国正在崛起，崛起为打过更需要我们有一个科学求真的，实实在在的民族心态。以民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心态。这样的文化心态才能成就既有硬实力又有软实力真正强大的中国

由此想到一把手现象治理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在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中，是无法回避的挑战，不解决，民众有意见，解决触动既得利益和既得权利结构。一把手现象实际上已经成了委托人所有权转化成代理人所有权的经典案例。既然选举本身不能完全解决一把手问题，那么我们是否从两个方面入手打破僵局，一是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控。在信息化和知识化的条件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特殊性大大降低，职业神秘感下降，很多一把手的工作可以回归社会大众参与来做。民众的常识可以解决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没必要把一把手看的过于神圣。政治决策过程的平民化是一个趋势。民众不仅可以选上，更能选下。让千万爽眼睛盯住一把手。政治决策过程的平民化还有利于化解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解除尾大不掉的风险。很多资源配置过程，一旦形成了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再想打破则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目前中国的资源、通信，邮政、铁路、公路等领域的局面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横向的竞争和制衡。一把手权利被多人适度分割，比如干部选拔权，避免买官卖官的好办法就是大家参与选官，而不是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官。被多部门适度分割，权利互相制衡，国家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有竞争，这样的话，一把手的权利被分割后降低一把手的权利滥用风险。同时让潜在的一把手时时处处盯住现任的一把手。

历史创造了一把手权利被适度分割的条件，关键看我们的政治智慧是否愿意自身舍弃应该回归社会，回归他人的权利。如果中国能够在治理一把手现象上寻找到一条有效地路径，那么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为这个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会为这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国会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中国的国际竞争软实力会真正形成。